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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旸: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实践反思与构建完善
发布时间: 2016-10-12 14:35:05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摘 要:当前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试点存在无现实法律依据、缺乏刚性监督手段、自身监督能力不足等问题。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不等同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只对具体行政行为开展适度监督。为构建完善制度,应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监督方式,明确调查权、知情权、纠违权、启动诉讼权等监督手段,将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公益诉讼等三类案件作为监督范围,确定受案、审查、决定等监督程序。

  关键词:检察机关 行政执法  检察监督 行政权

  中图分类号:D926.34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以来,西部某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以法律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同时,对于强化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切实深化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引发理性思考。

一、多样性: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实践样本

据统计,该市检察院近三年来共先后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办理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案件75件,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33件,提出各类检察建议书41件,提请、提出抗诉、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5件。总结实践做法,可以形成三项可参考经验。

(一)与政府法制部门共同出台规定和开展执法检查,构建行政机关行政执法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畅通通道。2014年,该市永福县检察院与县政府法制办经批准联合印发《行政执法监督试行办法》,探索办理了一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案件。如永福县检察院与县法制办在对该县交通运输局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局在交通运输执法过程扣押当事人的运输资格证,甚至超越职权扣押当事人的现场救护资格证、驾驶证,事后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和扣押凭证,涉及行政管理对象12人,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行政权限的违法行为。针对此类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永福县检察院向该县交通运输局发出检察建议。后永福县交通运输局清退了违法扣押的各种证件,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真整改,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同时将涉及行政违规执法的工作人员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函告永福县检察院。

(二)对生态环境、国有资产保护等公益案件开展专项行政执法监督。对于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职权或由于其不作为,造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案件,该市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中运用检察建议手段,敦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权。如该市灵川县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在漓江河道沿线一些村庄附近许多采砂船盗挖砂石非常严重,不仅毁坏全县境内漓江河道、河床、河堤,破坏了漓江的沙土、砂石、树木及沿岸耕地等自然资源,还损害了漓江生态环境,给境内漓江段防洪抗灾带来巨大安全隐患。经灵川县检察院调查,发现灵川县水电局作为河道采砂的监管部门,存在监管不到位、没有切实履行行政执法管理职能的问题,遂向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履行职责。灵川县水电局接到检察建议后向灵川县委、县政府汇报,灵川县委、县政府及时组成联合执法组对涉及河段采砂活动进行整治,同时,灵川县水电局采纳检察建议,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报灵川县委、县政府拟定建立长效管理机构和工作方案,对保护漓江河道生态环境,维护河道及河堤安全,保护沿岸耕地起到较好作用。

(三)对多机关行政执法行为加强协调监督,促进形成良性联动执法机制。当前,对涉及多机关的行政违法现象的监管、处罚、整顿缺乏合力,行政机关之间互相推诿或缺乏配合,该市检察机关通过采取检察建议方式,促使各执法部门采取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如201391日,《某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不得摆设、销售百货日用品、化妆品、食品、保健品等其他非药品商品。2013913日《某晚报》中“今日焦点”对《办法》实施后某市的10家零售药店进行了暗访,发现其中6家定点药店仍然可以用个人账户刷医保卡购买非药品类商品,2家药店仍然摆放了非药品类商品,并且未明确标识“非药品类商品禁止刷医保卡”。 该市检察院于2013916日分别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三家行政管理单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后十余家违规药店受到不同程度处罚,推动改善了全市数百家药店的医保卡消费管理工作。

   二、反思: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之问题检视

   综观某市检察院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的做法和成效,也引发检察实践中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的问题思考。

   (一)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我国1954年宪法借鉴前苏联立法模式在第82条赋予了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即检察机关有权“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但此后1982年宪法取消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与此相对应的是,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取消了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中有关于“一般监督权”的规定,故目前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并没有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依据。当然有论点提出1979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2001年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制订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2004年和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等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和《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等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关于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有权进行监督,以构建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等的规定,事实上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从法律渊源的层次分析,虽然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似乎并没有明确排斥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权,但作为检察权力法定化的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于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却没有明文提及。因此,即使国务院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对行政机关执法中涉及移交涉嫌犯罪的案件行使监督权,但从法理上并不充分且效力位阶较低、约束力不强,从监督范围上也凸显行政执法监督权适用范围较窄、权威性不够,从而使得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二)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缺乏刚性监督手段。如前所述,正由于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在执法依据上存在先天不足,也致使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缺乏必要的强制性监督措施。当前,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查办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背后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和对行政机关拒不移交涉嫌犯罪案件或行政机关怠于或违法行使行政权行为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终实现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监督价值。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程序法规定作为执法依据和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在开展行政执法中面临着监督线索匮乏、与行政执法机关未能形成信息共享导致信息盲区、法律对行政执法机关没有规定配合检察机关监督的法律义务和明确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对检察机关监督抵触排斥情绪较大、两法衔接运行机制不畅、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行政执法监督效果等诸多问题和困难,导致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举步维艰。同时,检察建议等柔性监督的软弱无力和刚性监督手段的不足,也使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缺乏实效,对行政执法缺乏足够权威的约束力,促成了对行政执法法律监督职能的明显弱化,而与现实生活中日益迫切强烈的有关限制行政权扩张、防止行政权失范滥用、推进依法行政的司法诉求相悖离。

   (三)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存在自身能力缺陷。近年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执法监督试点工作,陆续形成了诸如河南省检察机关“淮滨模式”、“宜阳模式”、“南阳模式”等行政执法监督新模式。同时,一些检察机关积极通过地方性法规将行政执行检察监督权能合法化和制度化,如201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工作与检察监督工作相衔接的若干规定》,2014年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省监察厅、省政府法制办联合出台《关于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2015年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与省政府法制办联合制订《关于检察机关和政府法制机构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协作配合的若干意见(试行)》,2015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省政府法制办联合制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与政府法制监督协作机制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各地检察机关据此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形成和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试点样本。但在开展试点工作中,行政执法涉及领域广,行政法律法规众多繁杂,现行法律对行政违法特别是怠于行权的界定模糊;检察人员对开展行政执法行为监督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身执法办案的法律素养不高,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不会监督等问题;行政检察工作起步晚、实践经验不足,对行政执法行为研究不深、难以区分认定违法行政行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增加了许多法律监督新职能,检察机关人少案多矛盾加剧等因素也制约和延滞了此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解读: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之必要和原则定位

关于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开展监督之必要性,有观点从有利于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的完善、有利于中华法系权力监督模式的传承、有利于丰富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应该说,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开展检察监督经过多年的试点探索,无论在检察实务层面还是高层共识层面已不存在有关现实合理性的争议,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就已经清楚地发出了应对行政权力加强监督制约的信号。“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权力,因而制约与监督权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约与监督行政权”,在此语境下,作为与国家权力机关即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执法的宪法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即通过行政复议复核、行政监察实现内部纠错监督、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进行的审判监督、公众和媒体舆论开展的社会监督相并行配合并构建形成的对行政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理所当然地以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身份有必要有责任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监督纠正,这不是法律监督职能的扩张,反而更契合法律监督的本旨和宪法定位,是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回应。进一步而言,基于“法治的精髓就是制约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就不可能实行依法行政,也不可能有法治政府”,从权力制衡和保护人权的层面出发,加强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无疑为现代法治的应有之意,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相比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局限性和社会公众对其中立性客观公正性的质疑、人大监督的事后性和非延续性及非专门性、审判监督的被动性和程序臃长导致救济滞后性、社会监督的效力薄弱性和间接性,检察机关依据法律监督职能和专业监督人员及法定监督手段对行政执法活动依职权主动进行监督,不仅是中国宪政模式下权力分工制约体制的应然内涵,也是法律监督本意的回归,且由于检察监督不具有作出实体性决定的权能,不容易出现检察专权的危险。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应厘清三个问题。

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不等同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即它不是针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两者在监督对象和监督范围及监督程序上完全不同。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审理行政案件诉讼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其目的在于监督纠正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活动中的实体判决裁定错误不公和审理活动中法定程序违法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诉讼行为,涵括于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体系之中。而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则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职责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可能有涉嫌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后即行使检察权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纠错补正,它以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为监督对象,主要以检察建议、督促和支持起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为监督手段对行政执法行为而非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属于诉讼外法律监督的体系范围,目的在于通过监督促进和规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二)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不是宽泛意义上的对所有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不同于建国初期我国引进前苏联检察制度所确立的“一般监督”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律监督范围的前例,现行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只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进行监督,原则上不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监督,主要侧重于以公益为主导即通过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是一种有限监督,必须遵循适度谨慎的原则,就此有论点指出“行政检察应将能动主义和相对节制主义相结合,确立适度检察原则”。应该说,确立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有限适度原则,符合检察权的谦抑性特征,事实上在以公权力监督制约公权力的体系构建中片面强调一方权力的过度配置只会打破权力制衡的平衡而陷于以更高权力制约权力进而反复循环的怪圈。同时,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取代行政机关做出实体性行政行为,否则将会对行政机关责任负责制造成冲击,也将影响行政机关正常权力运作,使行政责任承担和追责无所适从。此外,依据检察官客观中立义务,也要求检察权行使必须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而非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介入和干预行政事务的具体处理。且检察权作为稀缺资源也限定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权力扩张,即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人少案多的矛盾都难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毕竟判断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更多属于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的范畴,这是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专属权限,对其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一般情况下行政权以外的公权力不得干涉。故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只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监督,这符合中国国情,可确保行政检察监督权在可控的范围内开展并发挥实际成效。

在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是有限适度监督后,应进一步确定特定监督的原则,即行政执法监督应限定对于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刑事司法程序和涉及国家社会公益的行政案件进行监督,前三类可以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或对涉嫌渎职犯罪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监督,第四类可通过督促起诉或直接提出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进行监督。今后待条件成熟后,再拓展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对象只限于行政执法机关。关于行政执法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了行政决策、行政立法和行政执行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不利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处理行为,是将行政法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行为,而不是行政立法或行政司法行为。据此概念,检察机关监督的行政执法机关一般应具有行政管理权和行政处罚权,主要涉及公安机关、交通警察部门、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部门、卫生计划生育部门、卫生防疫部门、旅游执法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烟草管理执法部门、供电管理执法部门、食盐管理执法部门、供水管理执法部门、农业执法管理部门、商业执法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交通管理执法部门、税务稽查部门、海关执法部门、畜牧水产执法管理部门、审计部门、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环境保护执法部门、水利执法部门、国土资源执法部门、物价核查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保险监管部门、海洋渔业执法部门、文物监管部门、林业执法部门等经行政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权的机关单位部门或国家行政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执法权的组织。

四、展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之构建完善

(一)修改完善相关法律。20157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7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2016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司法审判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表明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价值意义和制度功能已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认可,一旦两年试点期满,全国人大将会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可以肯定的是,在总结试点地区开展行政公益诉讼经验的基础上,未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将会修改完善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有关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修法中,建议应明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应包括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行政执法监督权。同时,建议修订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等相关行政法律和法规,增设有关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条文,明确行政机关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二)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方式。为更好地开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应明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监督:1、对违法行政行为背后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立案侦查;2、对行政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的行为或行政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对具体承办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惩戒建议或建议更换执法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贪渎刑事责任;3、对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插手案件、干扰正常行政审判活动的,向其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或惩戒建议;4、对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但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怠于行使职权,而公民、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又不具有适格的原告资格无法不能起诉的特定领域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诉讼;5、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政案件,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督促行政机关起诉,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6、对行政执法相对人因各种原因不敢起诉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保护的,或涉及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机关可支持行政相对人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7、对法院判决裁定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机关可提出行政检察抗诉。

(三)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手段。应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在办理行政执法监督案件中有:3.3.1调查权。即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应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怠于行使职权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如应有权向行政执法机关调取、复制、借阅行政执法的全部案卷材料;有权对行政执法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行政相对人、证人、行政执法人员等进行询问;有权收集固定与行政执法有关的书证、物证、电子证据、视听资料、鉴定材料等证据;有权就行政执法专业问题向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或专家进行咨询,听取专业意见;有权就行政强制造成损害等问题委托进行鉴定、评估或进行审计;有权冻结、扣押、查封财产;有权重新对人身、物证、现场等勘验检查等。3.3.2知情权。检察机关应与行政执法机关建立执法信息共享通报机制,通过信息化信息查询平台了解行政机关的执法信息,行政机关也应建立定期报备机制将涉及行政强制的行政行为和涉及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执法情况向检察机关通报或向社会公开。只有充分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情况的知情权,才能确保有效开展行政执法检察监督。3.3.3纠违权。为将柔性监督与刚性监督并重,确保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效果,在对行政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后,行政机关拒不执行也不说明情况的,检察机关可向违法行政机关的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机关、上级机关发出要求追究惩处行政过错责任的书面检察建议,对有执法过错的具体承办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要求进行更换。构成犯罪,检察机关应追究其涉嫌的职务犯罪,从而以法治权起到震慑和预防行政违法犯罪的效果。3.3.4启动诉讼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中已对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进行了规定,对法院生效裁判对明显错误的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的,检察机关可以提出行政检察抗诉,通过提起监督之诉更好地强化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权威性。

() 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行政事务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行政执法的多样性,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权未正式入法之前,其监督范围不宜过宽,否则将会沦为宽泛意义上的一般监督而淡化削弱监督效果。建议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对“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及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三类案件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中已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为对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关于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由于直接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侵犯财产权益,群众反映强烈且涉及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将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限缩为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可以避免超出检察机关能力范围的全面监督,既约束部分行政权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权力运行的自身规律性,将有助于提升司法监督的权威性,有助于提升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实效性。对于此类案件,检察机关除依职权发现外,还可通过受理举报控告和主动发现案件线索。此外,将检察机关在履职行为过程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列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体现了“量力而行的原则或者称为监督实效性的原则。即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案件、批捕起诉各类刑事案件、开展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活动监督、开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开展刑事执行监督及履行各项检察权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和行政不作为时,才启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程序,而非主动全面地介入行政执法活动,更多体现为事后监督而非事先事中的同步监督,以彰显对行政行为公定力和行政自制的尊重。毕竟“行政行为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尽管是有瑕疵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具有公定力,对方仍有服从的义务”

(四) 规范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程序。关于行政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创新设置了诉前程序,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前,应先行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纠正其行政违法行为或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经诉前程序行政机关拒不纠正违法行为或仍不履行法定职责且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继续处于受侵害状态下的,检察机关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人民法院撤销违法行政行为或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或请求法院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关于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检察机关在发现或受理案件后,应通过调查取证等手段审查行政执法行为主体是否合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行政执法行为的法律依据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决定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超越职权或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机关是否存在不履行或拖延履行职责的情形等。审查除采取书面审查、案件调查外,还可以举行听证审查,充分听取行政行为双方的意见。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不履行职责的,应主要以检察建议形式督促其纠正,同时配套和递进运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处分或更换建议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提出行政检察抗诉、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等形成层次分明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体系。



参见李士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参见霍成茹《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机制构建》,《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64页。

参见贾艳芳《强化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权之思考》,《人民检察》2014年第8期。

参见袁曙宏《论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参见关仕新、马丽霞《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专题研讨会召开》,《检察日报》2015-07-30

参见陈忆、王潇《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7期。

参见陈骏业《行政权力检察监督的探索与构想》,《人民检察》2005年第6期。

参见肖金明《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参见霍成茹《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机制构建》,《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66页。

参见李睛《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开展法律监督的探索与思考》,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法律硕士论文。

参见徐日、贾阳《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检察日报》2015-07-02

参见杨建顺《完善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检察监督制度》,《检察日报》2014-12-22

1

参见[]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杨文忠编译,载《行政法研究资料》(下),中国政法大学1985年版,第552页。

 

 

Procuratorial organs of the reflection and build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urveillance

              CHEN Li-ling , ZHUE Yang

(Guilin broadcast television,Guilin,Guangi Province,541002;

Guangxi guilin suburban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 Guilin,Guangi Province,541004)

 

Abstract: Current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carry out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pilot is no real legal basis, lack of rigid supervision means, lacking the ability to police themselves.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and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ve action, is not the same as only for the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 to carry out the moderate supervision. To build a perfect system, should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clear the procuratorial advice, such as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upervision way, clear, right to know, such investigations rectifying violations monitoring means such as right, start the litigation rights, the compulsory administrative measur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other three kinds of the scope of supervision as a case, determine the application, examination and decision of accepting cases supervision.

 

Key Words: Procuratorial organs ;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Execu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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